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通过网络通讯技术创新在线调解制度，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减低了纠纷解决成本，促进了社会治理方式的科技化与现代化。改革充分挖掘预防纠纷功能，通过数据与算力增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降低了同类纠纷再发率，实现了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同时，改革充分利用和发挥诉源治理功能，通过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技赋能，提升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效能，促进了社会治理方式的数字化与智能化。

　　从2004年“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提出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到2015年4月召开眉山会议，全面推进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再到2021年2月颁布《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报告（2015-2020）》（以下简称《报告》），归纳总结中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经验，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可谓二十年磨一剑，成就非凡。

　　中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化的解纷需求和方便快速的解纷诉求，落实了“五五纲要”对于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报告》不仅对不断夯实与分步推进的中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措施进行了全面、详实的归纳，而且对渐渐形成与持续打造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进行了系统、细致的总结。

　　纵观《报告》全文，中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不仅坚持“回应时代要求与满足人民需求”实现了纵深发展，而且秉承“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法院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不仅一跃成为全球互联网司法领跑者，也成为世界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开拓者。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中国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充分利用中国调解传统与积累，通过网络通讯技术创新在线调解制度，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减低了纠纷解决成本，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治理方式的科技化与现代化。

　　“礼之用，和为贵”的中华传统思想孕育了中国调解，向世界贡献了东方智慧。在线调解根植于中国调解传统，又充分发挥了通讯科技的作用，极大地便利了当事人随时随地解决纠纷的需求，实现了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解决纠纷，在实践中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从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第十五条首次规定在线调解，到2017年2月在线调解在全国6家高级法院和上海海事法院进行试点，再到2018年2月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正式上线，在线调解在中国迅速释放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生机与活力。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线3年以来，截至2020年底，3502家法院全部实现与调解平台对接，调解平台应用率达100%。平台入驻调解组织32937个，调解员165333人，累计调解案件超过1360万件，平均调解时长23.33天。2020年，平台新增调解成功案件519.88万件，调解成功率65.04%。特别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在线调解平台，为当事人提供无需会见、一站式“云”上解纷服务，平台解纷量飞速上涨，在2020年2月至4月期间新增音视频调解量即为2019年全年的3.5倍，实现了纠纷化解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不断优化升级、更新迭代，助力社会矛盾纠纷在法治轨道上更加便捷、高效、一站式、低成本地得到解决。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建设不仅实现了从线下解纷到在线解纷的转变，而且也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实现在线纠纷的治理提供数据基础。

　　第二，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充分挖掘预防纠纷功能，通过数据与算力增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降低了同类纠纷再发率，实现了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同时也有助于社会治理能力的精细化与精准化。

　　如果说大数据是二十一世纪的石油，算力就是数字时代的发动机。首先，数据记录和数据研究是纠纷预防活动的核心，将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可以发现纠纷的来源、类型和原因。大数据具有搜索和交叉比对各种类型数据的能力，可以根据不同设定分析不同人群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这种通过数据收集进行分析的能力，既可用于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也可用来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纠纷。这样一来，数据会立刻识别刚刚产生一点苗头的案件，甚至在用户还未意识到存在纠纷之前就能够解决，即将纠纷预防功能置于纠纷解决之前。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最突出的功能不仅是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纠纷的发生，使纠纷止于未发、止于萌芽。

　　过去，算力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计算能力，而大数据时代则赋予了算力新的内涵，包括大数据的技术能力，提供解决问题的指令，系统计算程序的能力。简单来说，算力作为一种计算能力，为大数据预测纠纷、提前预防纠纷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随着智能化应用的不断发展，对于数据的利用则会出现更多维度、更加深度的利用需求，而在这背后，则需要更多的算力来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动力，挖掘数据背后的纠纷预防和纠纷解决的功能价值。今后，应当充分发挥数据、算法、算力的功能，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干预—早解决”，从而实现“治未病”与“防患于未然”的纠纷预防功能。

　　第三，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充分利用和发挥诉源治理功能，通过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技赋能，提升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效能，进一步落实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治理方式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社会治理是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旨在规范和维持社会秩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协调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在线诉源治理不仅是互联网时代要求下的智慧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要求，是诉源治理的在线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也是扎根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本土化、内生性的社会治理方式。与其他纠纷解决模式相比，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更强调对“预防优先，分层化解，精准治理”的“预防—化解—治理”体系构建，以基层为重心预防和化解纠纷，从根本上减少纠纷增量，从系统上建构在线诉源治理模式和格局。

　　在落实《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以及“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要求之下，全国法院受理诉讼案件数量出现2004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特别是民事诉讼案件以年均10%的速度持续增长15年后首次下降。而且各地在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同时，探索出在线诉源治理，精细化、精准化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如北京互联网法院采用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实现执行“一键立案”、杭州推出“一码解纠纷”等。这些数字社会治理模式真正实现人民群众遇到纠纷“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让群众可以随时随地接近正义、感受正义、实现正义，让解纷更加便捷高效。

　　我国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并且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改革的中国创新。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有学者指出，数字时代是以“ABCDEL”，即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大数据（Data）、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物联网（Lot）为核心要素，集数据挖掘、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决策为一体的社会形态。

　　今后，如何适应数字时代发展新要求、如何实现社会治理数字化新需求、如何保障当事人数字正义新期待，打造公正智慧高效的“精准预防—智能解纷—智慧治理”数字社会治理生态体系，将成为我国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重点。其次，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在不断利用科技、不断融合科技进步的同时还要秉承科技人文协作主义，在充分利用科技实现精准预防、智能解纷、数字治理基础上，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享受到便捷、公平与正义；另外一方面要坚持治理向善，让社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的同时也更具人文精神，贡献中国数字正义理论与智慧社会治理方案。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