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继承父辈的房产，被要求必须证明自己是唯一继承人。”这道曾在朋友圈刷过一轮热度的逻辑难题，在北京一中院赵锋法官的手中得到正解。

　　面对一个有400多本卷宗和数百G电子证据的案件，面对貌似一团乱麻的涉金融行政诉讼，赵锋带着团队苦干数月，终于查清幕后事实。

　　类似这样的案子还有许多……

　　1980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这位80后博士法官审理过3000多起案件

　　在很多案件中

　　不仅需要专业素质过硬

　　还需要有智慧和担当

　　打破“唯一继承人”证明魔咒

　　2017年，居民张某起诉某区政府，由于对一审判决不服，张某又将案件上诉至北京一中院。赵锋拿到案卷发现，这案件是个棘手的差事。原来张某的父亲生前有一处房产在征收范围，张某在父亲去世以后，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要求继承安置房。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说，“你得证明你是唯一继承人或者已经征得其他继承人同意才行。”张某的母亲早亡，哥哥也已经去世，张某是张父唯一继承人。可是如何证明自己的“唯一继承人”身份？张某尝试过民事起诉和公证，都行不通。张某对赵锋说：“公证处说了，因为无法查实实际情况，唯一继承人的公证已经不再办理了。我去法院以继承权纠纷进行民事起诉，立案庭又说得有被告才能立案。又没人跟我争，上哪儿去找被告？所有的路好像都行不通。”于是张某只能起诉与父亲有协议的当地政府，让他们废了这个“独子证明”手续。

　　赵锋说，“政府要求张某出具他有权利继承房产的证明，从道理上没有错。可是，张某证明手段已经穷尽，依然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据，就不能让他求告无门。”赵锋觉得此案有示范效应，用逻辑难题的说法把责任推出去不是办法，做法官得有担当，得为其解决实际问题。

　　查！给张某查查他是不是唯一继承人。赵锋带着助理去了张某的户籍所在地，走访了派出所、档案馆、村大队等单位，以及村里了解情况的老老少少。派出所的户籍显示，张某曾经有一个哥哥，在他父亲去世后不到一年也去世了。村里人说，张某母亲于上世纪80年代去世。家里只有父子三人，他大哥身体不好，也没有听说结过婚。然后，赵锋又去了当地民政局，查找张父生前是否再婚，张某的哥哥是否有配偶孩子，如果这些人出现也是张父的遗产继承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赵锋，张父和张某哥哥都没有婚姻信息，但是民政局的系统只能查2005年以后的婚姻信息，在此之前的个人信息要去档案馆查纸质版。赵锋又跑到档案馆。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翻了几个小时，给了赵锋一张泛黄的纸，这是当年张父向大队递交的与张母结婚的申请书，还盖着大队的公章。档案馆也没有查到张父其他婚姻信息。

　　案件查到这里，赵锋心里有了谱。可是从理论上，如果张大哥或者张父是在外埠结婚，而民政局信息尚未联网，这也是查不到的。也就是说即使案件查到这一步，现有证据依然不能说张某就是唯一继承人。

　　有人劝赵锋，判决这种案件要担责，最好谨慎。

　　“但是不能因为这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再次把当事人给推出去。”赵锋谨慎，但有担当。他判决当地政府向张某交付这套房产，为了保护有可能出现的其他继承人权利，赵锋在判决书中明确，本案判决不影响其他继承人主张权利。

　　在案件尘埃落定之后，赵锋去看过张某一家，恰巧张某的儿子出生。张某兴奋地拉着赵锋，又将胖儿子交给赵锋抱，很亲热地说，当初父兄接连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又碰上了这个案子。官司打到二审的时候，他很沮丧了，觉得哪个部门都不担责，自己拿到房子的希望不大。没想到赵锋能扛着这么大的责任替他主持公道。

　　理清海量证据查幕后真相

　　北京一中院承担着70%中央部委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其中，涉及金融管理机构的案件，专业性强、案卷数量多、审理难度大。案卷量多到什么程度呢？赵锋去年碰上一个案子，证监会对某机构进行了高达50亿元的行政处罚，对方不服起诉要求撤销处罚。原、被告双方的证据，是用大号手提箱装的，用面包车拉过来交给法院的。经过法院的整理装订，整理出来的案卷卷宗有400多卷。“正好我们有个办公室暂时没有启用，就当成了这些案卷的库房。案件审理的时候，我作为承办人，还有合议庭成员都得通过案卷了解案情。案卷打开看着看着，需要找另一卷对照。于是形成了屋子里一地案卷的盛况。”赵锋说，除了纸质版本的案卷，在这起案件中，双方还各自提供了电子证据。电子光盘有十几个，还有一个硬盘，里面存储有几百G的电子数据。证监会称，对这一机构进行处罚，他们进行了数年的调查。案件到了赵锋手里，根据行政诉讼法，案件审限是6个月。

　　该机构被处罚，是因为其涉嫌操纵证券账号违规交易，此案涉及数百个账号，每个账号都有数年的交易流水作为证据。需要合议庭查清核实这些证券账号内的资金是否都是来自于同一家机构，其交易是否也是由同一机构来指挥，最终这些账号对应的银行卡内的盈利资金流向是否也是这家机构，如果这三个方面都指向这家机构，那么证监会的处罚就没有问题。

　　赵锋带着团队在案卷堆里拿着尺子一笔一笔地对账。经常深夜还在探讨案情。“我们对账时发现，这些账号对应的个人有的是与该机构的员工有亲属关系，有的人是该机构下属企业的员工，有的是中介提供的有偿出借的账户。有些账号的开户人甚至是该机构员工的亲戚，还有的是亲属的亲属。有的是中介再找中介开的户，有的账号实际开户人和持有人之间隐藏着四五层的关系。”赵锋介绍，如果将数以万计的交易流水全部核对出谁在操纵资金，工作量难以想象，用“海量”来形容都不夸张，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合议庭利用抽查的方式，将这数百账号各个时期的交易进行了查实。赵锋为了便于记录理解，将这些账号的人物关系画成了逻辑图。在此案的裁判文书中，赵锋用三十多页来讲述账户的关联性。

　　2018年，赵锋办理了近200起行政案件。以上两案只是他工作的冰山一角。工作十二年以来，赵锋审理过3000多起行政案件，连续蝉联北京一中院审判结案状元，先后妥善审结全国首例涉及中央国家机关的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案、刘某某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采编不良行为记录决定案，以及于某某诉北大撤销博士学位决定案等曾经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今年赵锋还获得“首都劳动奖章”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