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主要是调整外商来华贸易的。从明初的洪武年间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朝贡贸易始终是官方对外贸易的法定形式，但实际上均有变通。

　　明代的朝贡贸易

　　所谓朝贡贸易，古已有之，就是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的贸易方式。和正常的对外贸易不同，朝贡贸易均须纳贡，非朝贡不得贸易，贸易是附属于朝贡的。这是朝贡贸易的根本特征，也是朝贡贸易和宋元时代市舶贸易最大的区别。对于朝贡贸易，中国政府一般不进行抽分。抽分或抽解作为一种人口税，为唐宋以来已有的制度。但明代为必威体育：外国起见，对于贡船附载来华的货物，不论在会同馆或市舶司所在地出卖，多不向外商征税，而且还“厚来薄往”，大加赏赐。因此，明代虽然仍设“市舶提举司”，但与前代市舶司“通市舶”的职能定位已大有不同。

　　明代将诸国进贡携带的物品分别为三类：一是国王贡献方物，名曰正贡；二是国王附搭品，名曰附来货物；三是使臣自进贡物。第一、三两种皆为进贡品，必须进奉皇帝；第二种则属商品性质，贡使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或者京师的会同馆（外宾招待所）开市贸易。这就是明代朝贡贸易的具体形式。当然，这些交易都必须是在官方的监督之下，参与贸易的中国商人也受到严格的审查。

　　但到明代中期，来贡的次数和人数越来越少。入贡的诸国又不守贡制，往往挟带私物。欧洲人也已经来到了中国海岸。他们的目的原本就是通商，朝贡实非所愿。到弘治年间，明朝改变了所谓的必威体育：政策，改行梁方仲先生所言的“收入的政策”，对于进口的外国货物，均严厉执行抽分。根据有关记载，明政府对于外国使臣的货物，十分之五抽分入官，五分给还价值，以钱钞相兼支付；如果是国王、王妃的货物，给钱六分，钞四分；使臣等人的货物，给钱四分，钞六分。但是奉旨特免抽分者，不为例。

　　其后，随着外商来华数量的增加以及中外贸易的发展，明朝制定了更为详备的进口税收制度——舶税：一是以船的长度计算征税，称为水饷，由船商承担。西洋船面阔一丈六尺以上者，征饷五两，每多一尺，加银五钱。东洋船小，减征西洋船的十分之三。二是按货物多少，计值征税，如胡椒，每百斤抽税银二钱五分，由铺商交纳，称为陆饷。三是加征去吕宋贸易回来只载白银的船只，每船加征白银一百五十两，称为加增饷。同时在福建海澄设立督饷馆，专责其事。这和宋元旧制已经相差较远。也是明朝外贸政策趋于正常化的重要标志。此后直到明朝灭亡，迄无大变。

　　清代的朝贡贸易及对外商的管理

　　清初由于郑成功占据台湾地区等原因，重新拾起了朝贡贸易体制，非朝贡不得贸易。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想在北京设办事处，增加贸易地点，进行正常的所谓“国际贸易”，当即遭到乾隆皇帝的严词拒绝。因为清代的朝贡贸易制度大体与明代类似，不再赘述。由于感受到欧洲人的势力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清朝对来华的外商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管理措施。

　　首先是减少通商口岸。起初，清政府在广州、漳州、宁波、苏松（今连云港）四个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事务，但只有广州、宁波海关可以接待外国商船。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式谕令，仅限广州一口通商。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广州以外各地口岸均奉令关闭。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停泊、交易。

　　其次颁布法规，限制藩商来华的规模和自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颁发《防范夷商规定》。根据该法，外国商船进口之后，必须集中停留在黄浦地方，并抽调官兵巡逻弹压。进行交易限于广州一地。卖货完毕后，必须依期回国。没有售卖完毕的，也不许在广州停留，改去澳门居住，货物交由洋行代售，下年归国。同时规定，非开洋行之家，概不许窝歇外商。外商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如果洋行有故纵夷商，以致作弊者，分别究拟。严禁内地商人和民人与外商有经济往来（如借贷），违者“照交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问拟。”不许为外商探听内地商业行隋。如果发现，连同传送消息者，一并严拿究治。

　　从另一方面看，当时进行一些限制也是必要的，因为中外往来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不加限制，那么对中国是不利的。此外，明清的外商与中国的贸易带来了十分丰厚的白银输入，故其消极作用是不能与海禁的危害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