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被奉为道家的始祖，是春秋末期的老聃，楚国人，姓李名耳。曾做过西周的“守藏室之吏”，后来成为隐士。《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便是集中老子学派的思想。此书中涉及法律的地方不多，但法律思想却十分丰富；其主要思想就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在这里我们其中探讨他的“道法自然”思想和对后世的影响。

　　老子与古代思想家论法，经常与自己的社会理想相联系，他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天下有道”的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关键在于是否合乎“自然”，他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法”。是效法，遵从的意思。他这里讲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听任万物自由发展，没有任何人为或者强迫的成分，他把“自然”当作一切事物的起点和归宿，作为支配和决定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可见他的所谓“自然”不是指客观的自然界，而是指天然，不假人为而自成的意思。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是最先提出了“自然”的概念。他指出“自然”是道的本质，“道”是“自然”的表现。

　　老子讲的“道”本义是路、途径，引申为规律、道理。在《老子》书中“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从宇宙观、人生观的角度，指支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规律，常以“天道”相称；一是从统治术方面，指统治者制驭天下的最高原则和根本策略，又称“君人南面之术”。无论“天道”和“君人南面之术”只有符合或表现“自然”的才是真正的“道”。因此《老子》之“道”，就是自然之道。它不仅用自然之道来解释天地万物，而且用自然之道来衡量、判断、制约社会人事。要求把自然之道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指导，即主张让人们放任自流而不加任何限制干涉，通过避免矛盾，避免斗争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另一方面，《老子》进一步把“天”所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从而赋予自然之道以最高法则的意义，它从权威性、普遍性、客观性、公开性等方面论证了这种自然之道在维护社会秩序，制约人们举止，指导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提出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的法律观念。主要表现在：其一，“道”是宇宙的本体，住宰着天地万物。即有一种浑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形成之前便存在了，是万物的母亲，谁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只能勉强地称为“道”。这个“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说不出的，所以又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又生于无，正是这种无形、无影、无声、无迹但却无所不生，无所不在的“道”，化生出和主宰着宇宙和人类社会（道的权威性）。其二，“道”充满于天地，普遍而且无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久”，“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是“道”普遍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即道没有任何偏爱，永远属于善良的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幸”即化生万物但不占为已有，指导万物但不放纵，助长万物但不强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天、地与道一样毫不偏向，把任何东西都当作用过就丢掉的东西而不永久地保存（道的公平性）。其三，道“独立而不改，周行不殆”，有自己的内在体系和固定规律，它的运行变化，不因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道虽然在形式上是“恍惚”的，但“其中有精”，“精”指精神本质：“其中有信”，“信”即诚信可靠。这就是“道”的客观性。其四，“道”与仁义礼法等规范相比，是最高的原则。“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认为现实的“礼”，是失去了“仁”之后的产物。礼不如仁，仁不如德，德不如道，所谓“大道废，有仁义”，只有“道”才是最高的准则。其五，道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寡制众，具有无往而不胜的力量。

　　“道”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客观性、公开性等性质和功效，是“圣人”治国的根本方法与策略。老子进而从社会政治、法律方面论述“道”的表现：一：“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即按照有利于万物而无所迫害，施于众庶而无所争夺的原则治国立法。二：他讲在一个“有道”的国家里，强壮的马匹用来耕田送肥，在“无道”的国家里，壮马都被征用打仗。“不道而早已”即不按“道”行事必然加速灭亡。三：他说“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即人们自古代以来所以尊崇“道”原因在于想达到自己的要求并免除祸端。四：“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即人类最大的德行，就是真正地按照“道”行是。总之，法要服从“道”。

　　综上，老子的这种“以道统法、道法自然”的观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认为天地不过是自然运化的一种形式，从而以自然之天代替了人格神之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言、行、举止、行为规范，必须遵从自然法则，都要按照“道”的规律去要求自己；从而否定了西周以来传统的神权观念；否定礼法，主张“无为”等等，也都是从“道”出发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老子对古代中国法律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具有进步的推进作用。